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“綠色”發展理念已經深入人心，綠色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，從產業轉型升級的角度來看，整個產業鏈的“綠色”轉型，也應是必然的題中之義。為什么要提出“綠色全產業鏈”這個重要命題呢？這需要從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的產業政策導向說起。

其實，中國早在“九五”期間就提出了產業轉型升級。自此以后，各地政府在制定產業規劃時，都考慮采用多種產業政策推動轉型升級。但政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，往往出現政策意圖和預期效果不一致、甚至適得其反的情況。

全球分工細化與需求分化趨勢下，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創造鏈產生了空間分離，形成了產業鏈和價值鏈不同環節的跨地區分布特征。后發地區主要依賴“資源和環境低價”獲得競爭優勢，先發地區則倚重“專利保護和渠道控制”。前者主要布局了高消耗、高污染的產業鏈環節，后者則更多地布局了清潔環節。

中國作為后發地區，更多地布局了高消耗、高污染的產業鏈環節。一些具有清潔節能、代表新技術未來發展方向的產業，經常被各地政府選為戰略性新興產業而進行政策鼓勵。受到鼓勵的產業會在不具備成本優勢的情況下大規模擴張，在產業關聯的作用下，上下游產業規模也會隨之擴張。如果某些關聯產業具有高消耗、高污染特征，那么，政策鼓勵的結果會同時帶來與轉型升級相逆的污染產業擴張。由此造成中國本土的“內涵能源”、“內涵排放”甚至“內涵生態容量”都很高，對外貿易往往存在高額的環境逆差。據可信的研究表明：2000—2013年期間，中國通過國際貿易共向世界輸出了47.6億噸標準煤的能源。并且由于存在能源補貼，每年有10%的補貼又通過出口凈補貼給了國外消費者。

如我國羊絨產業，一只山羊對草場的破壞力相當于20只綿羊，100畝草場不足承載10只綿羊，至少5只山羊產的絨才能織一件毛衣。在羊絨產業鏈“育種→山羊養殖→制絨→紡織→服裝”等環節中，包括制絨在內的生態環境消耗高的產業鏈前端大部分留在了本土。我國生產了全球80%的山羊絨，80%用于出口。中國用最脆弱的生態支撐了全球的羊絨需求。在全球市場需求高漲的推動下，缺乏環境規制的結果導致了對“耗竭福地”的競相追逐，因產業關聯，極大地引發了產業鏈前端的產業規模。

在我國，很多產業都有類似的特征。目前，中國已有兩百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。這些工業品的加工環節大多都具有高能耗、高排放特征。

缺乏全產業鏈綠色化觀念的產業政策，在環境規制不完善的條件下，即使對清潔、高技術產業鼓勵，也會因產業關聯而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，導致產業鏈中“高消耗”與“高排放”環節大量布局在本土，清潔環節出口到海外市場，形成了本土全產業鏈反向綠色化的政策困境。